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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五十年來家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人間副刊」）一文發表十天之內，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台灣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近乎自暴自棄。最讓我心酸的是這一封，來自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台灣人有沒有根？
我覺得沒有根
我覺得很想哭
我的夢想起飛……可是一直以來
我活得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我更辛苦更加辛苦更加倍辛苦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台灣，我們的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
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當重大的「南進政策」提出之後，我們赫然發現，那僅只是為了造成元首出國的一時風光而製造出來的假政策。這三年中，引領國家前進的技術專業領域——不管是金融、經濟、工業、研究發展、文化，甚至學術，全面由意識型態「正確」者接管。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這三年中，只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這三年中，只有選舉技巧的無休無止的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紮穩打的執政；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國家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這三年的台灣，我們驚慌萬分地發現：只有眼前，沒有未來。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是的，台灣是怎麼了？元首是國家的象徵，舉國寄望之所在，沒有哪一個文明的國家不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嚴就是我們的尊嚴；他的受辱就是我們的受辱。為什麼，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
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
我們這一代
十五歲的我住在高雄茄萣鄉，一間簡陋的，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的公家宿舍。牆壁長滿了壁癌，沒錢粉刷。晚上睡覺時，壁癌像麵粉一樣撲撲剝落，蓋得我一頭一臉。母親坐在地上結漁網，日日夜夜地結網，手上生了厚繭，有時候會流血。流血結網得來的錢，就拿去為我繳學費。每天清晨搭客運車，到台南女中上學。從茄萣經過灣裡、喜樹、鹽埕到台南，那條路千瘡百孔，雨後的坑可以大到摔一輛腳踏車進去。
今天成為總統的人，當年和我一樣，每天清晨從鄉下，顛簸在坑坑洞洞的鄉路上，到台南城裡去求學。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一九六○年代，很多人離開這個島嶼，一去不回頭，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貧血使他們感覺窒息，選擇棄國。而我們從懵懂少年轉為心中充滿正義、眼睛見不得黑暗的懷疑者。身邊失蹤的朋友，被逮捕的同學，遭沒收的書籍，國際上的節節挫敗，都促使我們開始思索台灣的前途，自己的未來。經過勝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場，剃著光頭、穿著土黃色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在軍訓教官的哨聲中踢著正步，太陽毒烈，塵土撲面。這，就是我們的未來嗎？踢正步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陳水扁的，鹹鹹的汗水流進眼睛，心中或許在問一樣的問題。
七○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穫，經濟起飛了。我們在他們的庇護下上大學，留學；這「奮發」的一代一轉眼變成教授、律師、經理、總編輯、作家、企業家……懵懂的不滿、模糊的思索、蠢動的不安，在八○年代，明朗成尖銳的批判、熱情的號召和積極進取的行動。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經這樣描繪那個年代：
八○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八○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九○年代，世紀之末。」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在九零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
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
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
我們沒有國際觀。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曾經
彎
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攤開一張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十歲的我，我們，可從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在。
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拜。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殺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德國的第三帝國。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台灣人的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中國」。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還在受虐受苦。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己的影子格鬥、糾纏，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解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投資大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灣人？中國人？
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認識。他應該和母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到山裡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蔣氏國民黨所帶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嗎？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沙文主義來取代。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
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
好，「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那麼本土化等不等於「去中國化」？
請先告訴我什麼叫「去中國化」。
是把歌仔戲中的劇目——陳三五娘、目蓮救母、中山狼、狸貓換太子……全部去掉嗎？
是把媽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嗎？是把龍山寺裡的朱熹和華陀去掉嗎？是把唐詩宋詞三字經去掉嗎？是把草藥針灸去掉，把太極拳禪宗去掉，把舞龍舞獅去掉，把祭祀、掃墓、春節中秋去掉嗎？是把門楣上的「潁川」、「隴西」刻字去掉嗎？是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嗎？是把端午節的屈原和白素貞去掉嗎？是把故宮裡的世界珍寶去掉嗎？是把福建來的閩南語去掉嗎？是把漢字書寫去掉嗎？
這些都「去」掉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呢？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有人拿起石頭打你，你憤怒的對象是那人，不是那石頭。石頭本身是無辜的，它也可以是房屋棟樑，是堤防建材，是庭園山水，是深山璞玉。就如同對於日本的五十年殖民，我們要批判的是日本文化的沙文主義，不是日本文化。
我們真正應該呼喊的，不是「去中國化」，是「去沙文化」。
洗澡水用過髒了，得倒掉，但我們不會把盆裡的嬰兒連髒水一起倒掉。國民黨令我們反感，共產黨使我們厭惡，但是，國民黨加上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兩個黨不到百年，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你不能把百年的細微泡沫當作五千年的深水大河。給我們帶來巨大威脅的中共，也不等於中國。他只是中國一個暫時的管理員，充其量是將來的史書上一個小號字體的備註。中國，也不等於中國文化。國，只是一個政治組織，像有限公司、株式會社、財團法人一樣，一個管理結構。一個管理結構如何涵蓋或代表一個民族深遠浩大的文化——他的藝術創作、哲學思想，他的神話與信仰、革命
與復興、創造與傳承，他靈魂深處的感情與記憶？
黨，不等於國；國，不等於文化；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嬰兒與髒水不能劃上等號，更不能閉上眼睛一起倒掉。
中共的蠻橫與霸道激起我們的憤怒與恐懼，這憤怒與恐懼又因我們的政客操弄而加劇，使我們「抓狂」，「去中國化」的低智邏輯於焉而起。我們忘記了：憤怒與恐懼的不只是我們，還有無數的中國人，包括新疆的回民、西藏的藏民、還有那冤屈不得訴、志向不得伸、渴望不得流露、思想不得發表的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那坐在陰暗的牢房裡無名無姓看著自己牙齒一個一個掉光的中國人。這些人不是我們的壓迫者，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掙扎受苦，可能比我們還要辛苦，但是他們是「中國」的一部份。
吳儀和中共官僚對台灣人說「誰理你們」那副顢頇自大的嘴臉，不是「中國人」的嘴臉，是「霸權者」的嘴臉，他不只用這種野蠻的態度面對台灣，他用這種嘴臉面對所有的弱勢者，尤其是他自己的人民。共產黨也不是中國文化的必然產物；我們都知道馬克斯是德國人，列寧和史達林是俄羅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是百分之百的「外來政黨」。我們怎麼能夠只看見中國的強權，看不見中國的弱勢；只看見中國的國家機器，看不見那絞在機器裡流血流淚的人；只看見中共，看不見中國；只看見他虛假造作的政治，看不見他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我們什麼時候變得如此頭腦簡單了？
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
那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它也屬於我們。是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灣。
比起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漢語文化底醞厚實得多。比起北京上海，台北更是一顆文化夜明珠，幽幽發光。第一，它不曾經過馬克斯主義的切斷與文革的摧殘，因此和自己的文化傳統沒有巨大的撕裂。連日本人的統治都不曾斷掉台灣人組織漢文詩社、送孩子上私塾的人文傳統。隨著蔣介石來台避秦的知識份子也帶來五四以下一脈相傳的知識氣質。民間的宗教信仰、風俗儀式以相當完整的面貌傳承薪火。第二，經濟的發達、教育的普及使得台北有了北京上海都還不夠成熟的市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價值在這裡與現代化接軌，忠孝仁恕與公民道德碰撞揉合，產生出華語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識最高的城市。第三，自由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台北，不同於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沒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唱的歌，不能展出的畫，不能發表的言論、不能演奏的音樂。它是華語世界中創作最自由的城市。第四，沒有一個華語城市比台北更豐富多元。原住民之外，中國三十五個省份的人，三十五種不同的文化，加上西藏蒙古，濃縮呈現在一個小島上，像一個色彩鮮豔的調色盤。它是華語地圖上的紐約。
TAIWAN？是的，不必扭捏作態改稱它為「福爾摩沙」；我們可以萬分篤定地說，它是另一種中國；你要看一個更純粹，更細緻，更自由活潑，更文明、更人性的中國文化嗎？你必須到台灣去，不是北京上海，不是西安杭州。我們要在國際上生存，唯一的辦法是讓世界看見：傳統中國文化在中國也許被專制落後和老大帝國的劣根所困，在台灣民主自由與現代理性的環境中卻能異樣地煥發燦亮，生命力充沛。這就是「台灣特色」。為什麼高行健的作品只能在台灣出版？為什麼雲門舞集只能在台灣發生？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我們搶奪都來不及，遑論「去」！
那麼國家認同呢？誰說爭取國家認同必需消滅文化認同？瑞士是個徹底獨立的國家，但它的德語人口並不因為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是「德國人」而不去擁抱。反而，當德國變成一個醜陋的霸權，小小瑞士就成為德語文化的暗夜燈塔。我們可以反對中共，可以拒絕中國，但是中國文化，或者說漢語文化，對不起，那可不專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
過去歷史的傷痕使我們痛，今天中共的壓迫使我們憎，但是所有的傷痕都在我們的心臟上，挖掉自己的心臟是精神病人瘋狂了才做的事。對付異族的入侵，我們或許可以用減法，譬如抗日時高喊「去日本化」；同文同種的相煎操戈，不可能用簡單的減法，因為一減一等於零。越是強大的敵人，越是需要深沈的智慧去面對。除了減法外，加法、乘法、除法、複雜的函數，我們不是沒有學過。
如果為了對抗敵人，我們把自己變成一個歇斯底里、全身痙攣的迫害狂或被迫害狂或文化法西斯，除了「中共」兩個放大成夢魘一般的字以外全世界都看不見，這場仗，不打也罷。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因為無法忍受這認同的精神分裂、這政治的潰爛不堪，而選擇冷漠，或者出走。中國不必動武，我們已經被自己的瘋狂打敗了。
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
威瑪共和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活了十四年，十四年中換了十七個內閣，多次的政治暗殺。美國史學家分析威瑪共和敗亡的原因，是「謀殺、痼疾、自殺」的綜合結果。謀殺是國外的強權勢力，痼疾是本身文化中無法應變的慣性思維，自殺，則是當時政黨的惡鬥、政客的操弄、人民理性思考的喪失。威瑪完了，希特勒上台，德意志民族的浩劫開始。
我無意將台灣比威瑪，但是我看見相似的歷史元素：外力「謀殺」的威脅、本身「痼疾」的無力擺脫，更明顯的是「自殺」的傾向，脖子上纏著權力鬥爭的繩子，毀滅在所不惜，愈纏愈緊。
或許我們都太急了。政客是每天都有的，只要有肉，就會有蒼蠅。政治家，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先要有負責任、有見識的公民，才會有負責任、有見識的政治家。一代一代政治家的彼此切磋薰陶，風行草偃，三代之後，才會有心胸開闊、眼光遠大，有智慧有擔當的大政治家的出現。我們現在在哪一個階段呢？兩千三百萬人中有多少負責任、有見識、不被愚弄的公民呢？
幻滅之後，其實又回到根本：人民的素質是所有夢想的基礎。政客不可寄望；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華語世界的夜明珠，我們只能把夢想默默地放在每一個人自己的肩膀上，繼續扛著向前走。
沒有什麼了不起，文明，本來就在考驗我們面對野蠻的本事。
我看台灣的「文化精神分裂症」
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二○○三年六月十三日「人間副刊」）一文發表十天之內，我收到近兩百封讀者來信，其中三分之一來自台灣以外的天涯海角。如果說，二十年前《野火集》的讀者來信是憤怒的，憤怒到想拔劍而起，那麼在〈紫藤〉的讀者來信中，幾乎完全看不見憤怒，多的是沈痛和無奈，無奈到近乎自暴自棄。最讓我心酸的是這一封，來自一個十八歲的青年：
台灣人有沒有根？
我覺得沒有根
我覺得很想哭
我的夢想起飛……可是一直以來
我活得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
而且我知道
有更多人比我更辛苦更加辛苦更加倍辛苦
一種黯淡的沈重、一種無助的茫然，幾乎滲透在每一封信裡，每一封信裡又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台灣，我們的台灣，怎麼會變成這樣？
二十一世紀初始的三年，我們看見了許多五十年來不曾見過的事情：最斯文的教師走上街頭遊行，最憨直的農民漁民上台北抗議，最苦幹的工人綁起白布條；這是士農工，而商，啊，商人不上街頭，他們用腳直接出走了，留下一棟一棟的空屋。在生活的挫折下，憤懣激進的人滿載汽油去撞政府大樓求同歸於盡，那膽小怯懦的便爬上高樓，帶著自己稚幼的兒女，一躍而下求一了百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不甘於貧又無力於富的人則鋌而走險，持槍行搶。
五十年不曾見過的更是執政者的清晰面目。戒嚴時代，統治者給我們看的是正氣凜然、威嚴莊重的面目；恐怖的迫害、權力的橫行，都在國家神話的幕後進行，我們看不見。解嚴之後的國民黨——我們畢竟聰明了一點——讓我們看見的是一副偽善牧師的嘴臉，嘴裡喊著民主與革新，手上做的卻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跨進二十一世紀，我們心中又有憧憬；或許前面的人不善待這片土地是因為他們不把這裡當家，於是我們讓一個在鄉下長大的孩子「當家」，讓一個曾經看起來有道德勇氣反抗強權的政黨來執政。然而三年了，我們看見的，竟然仍是金錢與權位的交媾、復仇與奪權的鬥爭，唯一的不同是，從前或莊嚴或偽善的面具悍然卸下，權力的野蠻赤裸裸地攤開在陽光下，在我們的眼睛前，進行。政治人物面孔的醜陋，我們五十年來
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見。
這三年中，政治淹沒了台灣。經濟議題變成政治議題——台商變成台奸；疾病議題變成政治議題——WHO聯合全世界來「打壓」台灣；生態議題變成政治議題——核四要用還沒有法源依據的公投來決定。這三年中，沒有政策，只有政治；當重大的「南進政策」提出之後，我們赫然發現，那僅只是為了造成元首出國的一時風光而製造出來的假政策。這三年中，引領國家前進的技術專業領域——不管是金融、經濟、工業、研究發展、文化，甚至學術，全面由意識型態「正確」者接管。這三年中，比從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的電話被國家竊聽。這三年中，只要是權力所需，執政者可以推翻民主程序，扭曲法律解釋，或者根本公然違憲。這三年中，只有選舉技巧的無休無止的賣弄，沒有靜水流深、穩紮穩打的執政；只有鞏固政權的措施，沒有鞏固國家的政策；只有權力的操縱，沒有責任的擔當；只有民意的短線盤算，沒有願景的長程擘畫。這三年的台灣，我們驚慌萬分地發現：只有眼前，沒有未來。
這三年中，我在公開場合上見到現任總統三次，都是上百、上千個文化人出席的重大場合。每一次他走進來，絕大多數的人都照樣坐著，沒有幾個人起立表示尊敬。他尷尬地走到第一排，尷尬地坐下。
是的，台灣是怎麼了？元首是國家的象徵，舉國寄望之所在，沒有哪一個文明的國家不為他的元首起立的。他的尊嚴就是我們的尊嚴；他的受辱就是我們的受辱。為什麼，為什麼最講究「禮」和「理」的文化人對我們的元首淡漠以待？
應該崇高的不再崇高，應該尊敬的無法尊敬——我悲傷地想著：那受到傷害的是他，還是我們心中曾有的夢？
我們這一代
十五歲的我住在高雄茄萣鄉，一間簡陋的，沒有廁所也沒有浴室的公家宿舍。牆壁長滿了壁癌，沒錢粉刷。晚上睡覺時，壁癌像麵粉一樣撲撲剝落，蓋得我一頭一臉。母親坐在地上結漁網，日日夜夜地結網，手上生了厚繭，有時候會流血。流血結網得來的錢，就拿去為我繳學費。每天清晨搭客運車，到台南女中上學。從茄萣經過灣裡、喜樹、鹽埕到台南，那條路千瘡百孔，雨後的坑可以大到摔一輛腳踏車進去。
今天成為總統的人，當年和我一樣，每天清晨從鄉下，顛簸在坑坑洞洞的鄉路上，到台南城裡去求學。
我們是在貧窮中長大的一代。他的長輩是困苦的佃農，我的長輩是流離的難民。我們這一代，站在台灣濕潤的土地上，承受著上一代人流離困苦的汗水淚水，在默不作聲但是無比深沈的愛中成長。越是貧窮，越是奮發。
一九六○年代，很多人離開這個島嶼，一去不回頭，政治的壓迫和文化的貧血使他們感覺窒息，選擇棄國。而我們從懵懂少年轉為心中充滿正義、眼睛見不得黑暗的懷疑者。身邊失蹤的朋友，被逮捕的同學，遭沒收的書籍，國際上的節節挫敗，都促使我們開始思索台灣的前途，自己的未來。經過勝利路台南一中的操場，剃著光頭、穿著土黃色制服像士兵一樣的學生在軍訓教官的哨聲中踢著正步，太陽毒烈，塵土撲面。這，就是我們的未來嗎？踢正步的學生中有一個叫陳水扁的，鹹鹹的汗水流進眼睛，心中或許在問一樣的問題。
七○年代，上一代人的胼手胝足有了初步的收穫，經濟起飛了。我們在他們的庇護下上大學，留學；這「奮發」的一代一轉眼變成教授、律師、經理、總編輯、作家、企業家……懵懂的不滿、模糊的思索、蠢動的不安，在八○年代，明朗成尖銳的批判、熱情的號召和積極進取的行動。在一九九九年，我曾經這樣描繪那個年代：
八○年代是「最黑暗也最光明的年代。因為黑暗，所以人們充滿了追求光明的力氣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在黑白分明的時代，奮鬥的目標多麼明確啊。力氣、激情、目標明確——八○年代是理想主義風起雲湧的時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後，在『光明』中面對自我的黑暗，發現那黑暗更深不可測，我們才進入了疑慮不安的九○年代，世紀之末。」
八○年代，是我們這一代人開始養兒育女的時候。用盡力氣改變現狀，一方面因為心中有夢，擺脫過去的壓抑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一方面因為心中有愛和希望，希望我們天真活潑的下一代在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社會裡長大。
然而九○年代帶給我們的，不是希望，是失望。官商的勾結更加嚴重，復仇，成為政治的核心動力，轉動所有的社會齒輪。族群之間愈撕裂、愈對立、愈聲嘶力竭，政客愈有資本。政治人物從歷史仇恨的把弄中極盡所能地賺取他要的利益。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被綁架的人民
獨裁者去了，平庸政客戴上民主的面具，囂張上台。因為有民主之名，他們做的任何事情都有我們的自動背書，我們的背書使他們理直氣壯。在九零年代裡，我們已經成了被政客綁架的人民。
進入嶄新的世紀，三月的鞭炮聲響，幾千年來第一次，在中華文化歷史上有人民的直選。身為台灣人，我們覺得可以驕傲；台南鄉下的孩子、南一中踢正步的少年、我們「奮發」的同代，成為領導人，令人欣喜。他的政黨也曾經有過燃燒理想的志士，雄才大略的高人，可以期待。
短短的三年，驕傲，變成焦慮。全民工作福祉指數降到十四年來最低，也就是說，大多數的台灣人覺得生活愈來愈不幸福。而同時，電視台開始播放統獨公投的宣傳片，宣傳以「新聞」的面貌呈現，只說獨立公投是人民權利，不提台灣特殊的處境，
不提國際情勢的詭譎，不提兩岸關係的險惡，不提任何可能的後果。
短短的三年，欣喜，變成沈重。開放後的中國已經成為美日的最大進口國；日本針對亞洲各國所做的投資環境評比中，台灣是最後一名，比馬來西亞和泰國還要落後。
而同時，台灣政府在製作「漢賊不兩立」的經濟政策，用意識形態牢牢圈住經濟。外交，以哄騙賄賂、黑巷交易的方式進行，不謀遠慮只求近功，結果是讓台灣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國際上公開受辱。
短短的三年，期待，變成了幻滅：
我們沒有國際觀。不去深入瞭解國際的複雜思維和運作，政府一心一意只想把我們在國際上的挫折擴大、加強，因為擴大加強了就可以對內製造更多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對攸關生死的兩岸關係，我們沒有策略沒有格局。唯一的策略是擴大加強中國的「妖魔化」；因為中國越是妖魔，越可以在島內製造大量的「同仇敵慨」，「同仇敵慨」，啊，最容易轉化為選票。
我們沒有歷史感。上一代人──不論是你的本省佃農還是我的外省難民──都曾經
彎
腰灌溉這片土地，都曾經把淚水汗水滴進泥土裡，都曾經用默不作聲但無比深沈的愛將我們養大，但是我們對他們不是清算就是忽視，清算或忽視的標準，就看統治者權力的需要。
我們沒有未來擔當。選票永遠鎖定眼前利益，至於經濟、教育、文化、環境、海洋資源的長程規劃，帶不來立即的選票和權力，就不是施政的重點。下一代將面臨一個什麼樣萎縮無力的台灣？讓下一代去承受。
我們沒有理性思考的能力。「賣台」、「台奸」的指控成為嗜血的鞭子。「愛不愛台灣」、「是不是台灣人」取代了「有沒有能力」、「是不是專業」。不用腦思考，我們用血思考。文化的法西斯傾向，非但不被唾棄，還被鼓勵；部落式的族群主義，非但不被開導，還被強調。
我們沒有執政黨。由於是少數政府，權力不穩信心不足，奪權成為念茲在茲的核心思維，國家施政淪為游擊隊式的出草。
我們沒有在野黨。五十年的享有權力使人肥大懶惰，反應遲鈍；失去權力之後也提不出任何新思維新政策，看不出任何新擔當新格局，他們只是看準了被綁架的人民沒有選擇，或許不得不把原來肥大懶惰的地主重新請回來。他們似乎完全不記得，當初為何被人民拋棄。
是什麼樣的歷史規則，是什麼樣的領導，使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變成一個沒有國際觀，沒有歷史感，沒有未來擔當，沒有理性思維，執政者荒誕、反對者低能的社會？
我們一同走過五○年代的貧窮與恐怖，六○年代的蒼白與摸索，七○年代的奮發與覺醒，八○年代的努力與追求，九○年代的懷疑與失望，在二十一世紀初始──上一代人漸凋零，下一代人還青澀，我們所面對的，竟然是焦慮、沈重，以及夢想的，徹底幻滅。
這三年的荒誕，絕對不僅只是眼前的執政者所造成的。徹底幻滅是由於我們終於認識到，啊，原來換了領導人是沒有用的，即使是一個所謂台灣之子，因為權力的窮奢極欲藏在每一個政治動物的血液裡，不管他來自浙江奉化還是台北芝山還是台南官田。原來換了政黨是沒有用的，因為政黨奪權時，需要理想主義當柴火燃燒，照亮自己；一旦得權，理想主義只是一堆冷敗的灰燼。原來換了體制是沒有用的，因為選票只不過給了政客權力的正當性，權力的正當性使他們更不知羞恥，而選舉，使極端的短視和極端的庸俗堂而皇之成為正統價值，主導社會。
是因為這難以承受的幻滅，使得濟濟一堂的文化人不願向元首起立致敬嗎？
而我們追求了整整半個世紀的夢想──一個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就在我們的焦慮、沈重、幻滅中從此放棄了嗎？路，怎麼走下去呢？
文化的「精神分裂症」
有一年，十歲的孩子從學校回來，興沖沖拿出剛發的新課本給我看。攤開一張地圖，是我們這個不到兩萬人口的德國小鎮。母子兩個用手指在地圖上游走：這是孩子撩起褲腳抓野鱒魚的小溪；這是常去爬的狐狸山，海拔三百公尺；這是離家五公里的池塘，我們曾經在池塘邊撞見過一隻低頭喝水的野鹿。
孩子繼續尋找他熟悉的一草一木，我卻驀然難過起來。十歲的我，我們，可從來沒看過我們的村落地圖。課本上教的是偉大的長江黃河、壯麗的泰山長白山，我們從來沒見過也無從想像的地方。自己游泳釣蝦的河流，躲藏玩耍的山頭，曾經一跤摔進去濕淋淋爬起來的池塘，卻都是沒有名字的；或者說，從來不曾在課本裡、地圖上，看到過自己的腳真正踩過涉過的山頭和溪流。
我們是這樣被教育的：別人的土地，假裝是自己的，自己的土地，假裝它不存在。
土地其實就是民族記憶，所以我們腦子裡裝滿了別人的記憶，而自己活生生的記憶，不是自己瞧不起，就是不願面對，也不敢擁抱。
這是強權統治所造成的一種集體文化精神分裂症狀。
當我們終於可以擁抱自己的時候，我們死命把住自己的土地，把它神聖化，獨尊化，圖騰化，絕對化，要它凌駕一切，要所有的人對它宣誓忠誠，對它低頭膜拜。我們非常霸道，因為我們不平衡──受了創傷的人不容易平衡。二二八的殺戮，白色恐怖的迫害，講閩南語要處罰的侮辱，統治者文化優越感的盛氣凌人，是我們心靈上一道一道的疤痕。疤痕仍隱隱作痛，使我們自覺有霸道的權利。
同時，我們急切地想把疤痕去掉，徹底去掉，卻發現，那每一道疤痕都已經是自己身體的一部份；要去掉，必須把肉刮掉，刮肉，意味著更大更深的傷口，更多未來的疤痕。
「本土化」天經地義
其實每一個民族都有他歷史的創傷和疤痕─中國的文革，日本的長崎廣島，德國的第三帝國。如何從創傷痊癒，得回健康的體魄、平衡的心靈，要看那個民族有多高的生存智慧、多厚的文化底醞。台灣人的深深長進肉裡的疤痕，是「中國」。面對中國，對岸那個巨大的霸權帝國，還有我們心中肉裡的中國，我們還在受虐受苦。我們像一個重症的精神病人，緊緊地與自己的影子格鬥、糾纏，想用撕裂自己的方式來解放自己。
政治人物的可惡與殘忍就在於，他非但不提出痊癒的療法藥方，讓民族心胸擴大，休養生息，他還設法加重糾纏與撕裂，從矛盾和對立的膿瘡中擠出權力。解嚴十六年了，我們的將士仍在迷惘地問，「我們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投資大陸的企業家很困惑，「我是英雄，還是叛徒？」十八歲的少年仍在痛苦，「我是台灣人？中國人？
我是什麼，我是誰？」
走過五十年的日本殖民，走過五十年蔣氏國民黨的統治，面對中國共產黨的武力威脅，台灣人要認同什麼？台灣文化的核心精神是什麼？「中國」這個元素，在我們的認同和文化認知裡，應該放在哪裡？
台灣必須「本土化」，是我們天經地義的權利。十歲的孩子拿回家給母親看的應該是自己村落的地圖，地圖上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他都認識。他應該和母親用清晰好聽流利的母語談學校的事情。他應該熟悉台灣的歷史，不只是先民的開墾史、國家政治史，還有村落史、火車史、河流史、文學史、美術史，他應該熟悉台灣這個島嶼像他熟悉自己的一只秘密抽屜。孩子首先要認得自己的腳踩在什麼土地上；濁水溪先來，長江黃河尼羅河密西西比河，可以等。
可是「本土化」沒有這麼簡單。因為，請問你，「本土」是什麼？
除了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閩南文化之外，第一個進入我們念頭的，是被漢人趕到山裡去的原住民。所以在認識偉大的玉山之前，對不起，那根本就不叫玉山。請你捲起舌頭跟我說，「pa-tton-kan」。這是曹族語。
第二個，是客家人。客家人說，我們說的不是閩南語，所以，請你不要把閩南語稱為「台灣話」。我們說的也是「台灣話」。
第三個，是馬祖人。馬祖人為台灣島的安全與繁榮付出了四十年的痛苦代價，有點激動地說，我根本不是台灣人，而且說的是你們所有的人都聽不懂的閩北話。說吧，你們把我算什麼？
第四個，是浙江人、山東人、湖南人、四川人、上海人、雲南人……這些人離開他們的母親時，身高還不如一支步槍的長，五十年的生命付給這個島嶼。他們南腔北調，如今垂垂老矣，他們的孩子，多半已不知「母語」為何物，也從不曾要求有「鄉土教學」。
第五個，是越來越多的新住民，來自越南、泰國、印尼、中國各省。他們與台灣人結為夫妻，在這裡生兒育女；每一個母親都對她們懷中的嬰兒講自己家鄉的童話，用自己的語言唱熟悉的兒歌。她們正在栽培一種新台灣人的出現。
蔣氏國民黨所帶來的大陸中原文化沙文主義像一片厚厚的黃沙覆地。本土化是把黃沙吹開，讓深埋土裡各種各樣的小花小草得以透氣，自由舒展。但是本土化絕不是閩南化；我們不能只看見自己身上的傷痕。二二八、白色恐怖固然慘痛，原住民失去大地失去森林的傷，不深嗎？我們償還了嗎？金門馬祖人被歷史凍結的傷，不重嗎？我們彌補了嗎？外省難民流離失所、天涯永隔的傷，不慟嗎？我們又給了什麼慰藉？本土化是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但絕不是讓另一個文化沙文主義來取代。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
中共不等於中國，「本土化」不等於「去中國化」
好，「反抗中國文化的沙文主義」，那麼本土化等不等於「去中國化」？
請先告訴我什麼叫「去中國化」。
是把歌仔戲中的劇目——陳三五娘、目蓮救母、中山狼、狸貓換太子……全部去掉嗎？
是把媽祖信仰——宋朝的林默娘去掉嗎？是把龍山寺裡的朱熹和華陀去掉嗎？是把唐詩宋詞三字經去掉嗎？是把草藥針灸去掉，把太極拳禪宗去掉，把舞龍舞獅去掉，把祭祀、掃墓、春節中秋去掉嗎？是把門楣上的「潁川」、「隴西」刻字去掉嗎？是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孔子思想去掉嗎？是把端午節的屈原和白素貞去掉嗎？是把故宮裡的世界珍寶去掉嗎？是把福建來的閩南語去掉嗎？是把漢字書寫去掉嗎？
這些都「去」掉以後，我們還有什麼呢？
喊「去中國化」口號的人，把重點放錯了地方吧。「反抗中國文化沙文主義」，要「去」的不是「中國文化」，是「沙文主義」。我們反對蔣家政權對台灣本土文化的壓抑與漠視，我們更無法忍受中共的自我中心大中國思想，但是這兩者都是人的態度使然，而不是文化本身的問題。有人拿起石頭打你，你憤怒的對象是那人，不是那石頭。石頭本身是無辜的，它也可以是房屋棟樑，是堤防建材，是庭園山水，是深山璞玉。就如同對於日本的五十年殖民，我們要批判的是日本文化的沙文主義，不是日本文化。
我們真正應該呼喊的，不是「去中國化」，是「去沙文化」。
洗澡水用過髒了，得倒掉，但我們不會把盆裡的嬰兒連髒水一起倒掉。國民黨令我們反感，共產黨使我們厭惡，但是，國民黨加上共產黨並不等於中國。兩個黨不到百年，中國卻有五千年的歷史。你不能把百年的細微泡沫當作五千年的深水大河。給我們帶來巨大威脅的中共，也不等於中國。他只是中國一個暫時的管理員，充其量是將來的史書上一個小號字體的備註。中國，也不等於中國文化。國，只是一個政治組織，像有限公司、株式會社、財團法人一樣，一個管理結構。一個管理結構如何涵蓋或代表一個民族深遠浩大的文化——他的藝術創作、哲學思想，他的神話與信仰、革命
與復興、創造與傳承，他靈魂深處的感情與記憶？
黨，不等於國；國，不等於文化；中共，不等於中國；中國，不等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嬰兒與髒水不能劃上等號，更不能閉上眼睛一起倒掉。
中共的蠻橫與霸道激起我們的憤怒與恐懼，這憤怒與恐懼又因我們的政客操弄而加劇，使我們「抓狂」，「去中國化」的低智邏輯於焉而起。我們忘記了：憤怒與恐懼的不只是我們，還有無數的中國人，包括新疆的回民、西藏的藏民、還有那冤屈不得訴、志向不得伸、渴望不得流露、思想不得發表的千千萬萬的中國人，那坐在陰暗的牢房裡無名無姓看著自己牙齒一個一個掉光的中國人。這些人不是我們的壓迫者，他們和我們一樣在掙扎受苦，可能比我們還要辛苦，但是他們是「中國」的一部份。
吳儀和中共官僚對台灣人說「誰理你們」那副顢頇自大的嘴臉，不是「中國人」的嘴臉，是「霸權者」的嘴臉，他不只用這種野蠻的態度面對台灣，他用這種嘴臉面對所有的弱勢者，尤其是他自己的人民。共產黨也不是中國文化的必然產物；我們都知道馬克斯是德國人，列寧和史達林是俄羅斯人。對於中國，共產黨是百分之百的「外來政黨」。我們怎麼能夠只看見中國的強權，看不見中國的弱勢；只看見中國的國家機器，看不見那絞在機器裡流血流淚的人；只看見中共，看不見中國；只看見他虛假造作的政治，看不見他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我們什麼時候變得如此頭腦簡單了？
台灣是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中國文化是台灣的珍貴資產
那深邃綿密的文化與歷史，並不只屬於中國，它也屬於我們。是的，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就比如心臟是人體的一部份一樣。我們不但不應該談「去中國化」——因為去了心臟還有自我嗎——我們還應該與中國爭文化的主權，應該理直氣壯地對中國、對全世界說，真正的中國文化在台灣；中國傳統文化再造的唯一可能，在台灣；漢語文化的現代「文藝復興」最有潛力發生的地方，在台灣。
比起香港新加坡，台灣的漢語文化底醞厚實得多。比起北京上海，台北更是一顆文化夜明珠，幽幽發光。第一，它不曾經過馬克斯主義的切斷與文革的摧殘，因此和自己的文化傳統沒有巨大的撕裂。連日本人的統治都不曾斷掉台灣人組織漢文詩社、送孩子上私塾的人文傳統。隨著蔣介石來台避秦的知識份子也帶來五四以下一脈相傳的知識氣質。民間的宗教信仰、風俗儀式以相當完整的面貌傳承薪火。第二，經濟的發達、教育的普及使得台北有了北京上海都還不夠成熟的市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價值在這裡與現代化接軌，忠孝仁恕與公民道德碰撞揉合，產生出華語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識最高的城市。第三，自由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台北，不同於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沒有不能出版的書，不能唱的歌，不能展出的畫，不能發表的言論、不能演奏的音樂。它是華語世界中創作最自由的城市。第四，沒有一個華語城市比台北更豐富多元。原住民之外，中國三十五個省份的人，三十五種不同的文化，加上西藏蒙古，濃縮呈現在一個小島上，像一個色彩鮮豔的調色盤。它是華語地圖上的紐約。
TAIWAN？是的，不必扭捏作態改稱它為「福爾摩沙」；我們可以萬分篤定地說，它是另一種中國；你要看一個更純粹，更細緻，更自由活潑，更文明、更人性的中國文化嗎？你必須到台灣去，不是北京上海，不是西安杭州。我們要在國際上生存，唯一的辦法是讓世界看見：傳統中國文化在中國也許被專制落後和老大帝國的劣根所困，在台灣民主自由與現代理性的環境中卻能異樣地煥發燦亮，生命力充沛。這就是「台灣特色」。為什麼高行健的作品只能在台灣出版？為什麼雲門舞集只能在台灣發生？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我們搶奪都來不及，遑論「去」！
那麼國家認同呢？誰說爭取國家認同必需消滅文化認同？瑞士是個徹底獨立的國家，但它的德語人口並不因為歌德、貝多芬、托馬斯曼是「德國人」而不去擁抱。反而，當德國變成一個醜陋的霸權，小小瑞士就成為德語文化的暗夜燈塔。我們可以反對中共，可以拒絕中國，但是中國文化，或者說漢語文化，對不起，那可不專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它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所依。而且，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紀錄來看，我們可以大聲地說，台灣就是今天中國文化的暗夜燈塔。
過去歷史的傷痕使我們痛，今天中共的壓迫使我們憎，但是所有的傷痕都在我們的心臟上，挖掉自己的心臟是精神病人瘋狂了才做的事。對付異族的入侵，我們或許可以用減法，譬如抗日時高喊「去日本化」；同文同種的相煎操戈，不可能用簡單的減法，因為一減一等於零。越是強大的敵人，越是需要深沈的智慧去面對。除了減法外，加法、乘法、除法、複雜的函數，我們不是沒有學過。
如果為了對抗敵人，我們把自己變成一個歇斯底里、全身痙攣的迫害狂或被迫害狂或文化法西斯，除了「中共」兩個放大成夢魘一般的字以外全世界都看不見，這場仗，不打也罷。我們的下一代，已經因為無法忍受這認同的精神分裂、這政治的潰爛不堪，而選擇冷漠，或者出走。中國不必動武，我們已經被自己的瘋狂打敗了。
人民素質是夢想的基礎
威瑪共和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存活了十四年，十四年中換了十七個內閣，多次的政治暗殺。美國史學家分析威瑪共和敗亡的原因，是「謀殺、痼疾、自殺」的綜合結果。謀殺是國外的強權勢力，痼疾是本身文化中無法應變的慣性思維，自殺，則是當時政黨的惡鬥、政客的操弄、人民理性思考的喪失。威瑪完了，希特勒上台，德意志民族的浩劫開始。
我無意將台灣比威瑪，但是我看見相似的歷史元素：外力「謀殺」的威脅、本身「痼疾」的無力擺脫，更明顯的是「自殺」的傾向，脖子上纏著權力鬥爭的繩子，毀滅在所不惜，愈纏愈緊。
或許我們都太急了。政客是每天都有的，只要有肉，就會有蒼蠅。政治家，卻不會從天上掉下來。先要有負責任、有見識的公民，才會有負責任、有見識的政治家。一代一代政治家的彼此切磋薰陶，風行草偃，三代之後，才會有心胸開闊、眼光遠大，有智慧有擔當的大政治家的出現。我們現在在哪一個階段呢？兩千三百萬人中有多少負責任、有見識、不被愚弄的公民呢？
幻滅之後，其實又回到根本：人民的素質是所有夢想的基礎。政客不可寄望；公平正義、溫柔敦厚的台灣，華語世界的夜明珠，我們只能把夢想默默地放在每一個人自己的肩膀上，繼續扛著向前走。
沒有什麼了不起，文明，本來就在考驗我們面對野蠻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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